6成患者经历过误诊,平均花4年确诊;14种疾病的全部治疗药物未纳入医保,包括9种年治疗费用超50万元的高值药;65%的医务工作者不太了解罕见病。
文/辛颖孙爱民
编辑/孙爱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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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2月28日是第15个“国际罕见病日”。两个月前的1月1日,新医保目录实施当天上午,两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(SMA)的儿童,医院(下称“医院”)完成药品注射。
医院的床上,穿刺针垂直于脊柱缓慢刺入约4厘米—5厘米,成功进入椎间隙,先将5毫升脑脊液引入,然后再一点点推注5毫升药液到果果体内,通过脑脊液循环,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,发挥治疗效果。
果果在出生后十个月就被确诊为脊髓性肌萎缩症,一直不能独自站立行走。他患的这种罕见病,是基因缺失或致病性变异所导致的隐性遗传病。
治疗的药物叫诺西那生钠注射液,以前是70万元一针,因家里承受不起天价药费,果果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治疗。
经过国家医保谈判,自1月1日起,这款药降至3万多元。“医保报销后患者一针自费大约为1万元。”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于楠向《财经?大健康》记者介绍。
相对来说,果果和他的病友是幸运的,更多的罕见病患者仍然被疾病困扰。
中国有多万罕见病患者,每年新增患者超20万。年5月,国家卫健委等五部委发布《第一批罕见病目录》,共涉及种疾病。其中,77种罕见病在中国有治疗药物。
由沙利文与病痛挑战基金会联合发布的《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》(下称“行业报告”)显示:中国明确注明罕见病适应症的药物有87种,涉及43种罕见病。截至年国家医保谈判后,已有58种药物纳入国家医保,覆盖29种罕见病。
上述报告显示:截至目前,仍有14种疾病的全部治疗药物未纳入医保,其中包括9种年治疗费用超50万元的高值药。
不仅患者很“孤独”,从事罕见病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也很“孤独”。
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李林康和团队曾做过一个调查,在四万多医务人员当中,65%的医务工作者不太了解罕见病,将近40%的医务工作者从没有接触过罕见病,40%的医生在获取罕见病诊疗信息方面还比较困难。
罕见病延误诊断率较高,60%的患者经历过误诊,平均确诊时间将近四年。
医院儿科副主任熊晖教授早在五年前感慨,有些病是第一次遇到,诊断不清楚;有些疾病虽然诊断明确,但是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;有些疾病有治疗药物国内却没有上市;少数疾病虽然国内能买到治疗药物,但价钱昂贵,很多家庭因此倾家荡产。
虽然,近年来逐步在改善。但“由于经济负担大和医疗资源发展不均,还有很多在县城、农村的患者,甚至都没机会确诊和了解治疗方案,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协力解决。”医院骨科主任李淳德指出。
等待十年的确诊
18岁的凡凡,是大一学生。因为患有先天性肌营养不良,凡凡的体重只有18公斤,肌肉无力支撑头部的直立,手肘最大的活动范围,就是在桌面平移几十厘米,滑着完成翻书和写字。这些微小的动作,也伴随着不适,每坚持坐着听课半小时,就必须要躺下休息。
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,凡凡踏入了大学校园生活,他所就读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在吃、住、行方面都给他安排了特殊通道,在母亲的陪同下,凡凡在校园里能够顺畅学习、生活。
凡凡还在等待能够治疗自己的药物,医生告诉他和家人,目前能治疗这一疾病的药物还都在实验室小鼠实验阶段,成功最少也要十年。
年,凡凡出生百天拍摄纪念照片时显示出的一些异常,引起了摄影师的注意,“他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样坐直、抓住东西”,凡凡的父亲这才将孩子平日里吃饭不积极、少动的细节都联系起来,医院问诊。
不到两个月时间跑遍了医院,也没能确诊。“医院都怀疑是脑瘫,还吃过一些治疗脑瘫的药物,也没有效果。”他的父亲说。
随后,医院,从儿科到专科,一系列的检查后,医生将所能想到的疾病都“排除”了,但医生还是不能确诊。
“恰巧医院的一个医生回吉林市探亲,托朋友介绍请他来看,虽然他不是儿科的医生,但此前见过这样的病例,怀疑是神经肌肉相关的疾病”,建议凡凡到北京去看病。
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凡凡的父母买了“*牛号”,带着六个月大的孩子,来到医院小儿神经内科。他成为医院神经肌肉病团队最早接诊的先天性肌营养不良(CMD)患者之一。
每十万个婴儿中,约有7个—12个CMD患者,多发生于出生时或生后半年内。患儿最大的运动能力只可以坐,很少能够站立或者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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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的医生从临床症状和病理检查两方面,初步诊断凡凡是LAMA2-相关先天性肌营养不良(LAMA2-CMD),这种疾病是由于LAMA2基因突变导致。但从基因层面确切证实这一诊断结果又用了近10年。
18年前,国内基因诊断水平有限,加上LAMA2基因庞大,“要检测就要把样本寄到日本才可以”,所以一直没有真正的确诊。而且,由于医生对这个病的了解还很少,没有对症药物和治疗方式,甚至无法给出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方案。
回到老家后,凡凡的行动能力却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退步,一岁起会坐,但一直不会站立及行走,竖头无力。六岁时出现多关节挛缩,九岁时脊柱侧弯明显,呼吸功能受累。
这期间,医生不断地寻求最前沿的技术试图帮助凡凡确诊。如几次远程快递凡凡的血液样本,年还通过切片免疫组化染色的检测方式,从分子病理层面确认是LAMA2-CMD。
直到年,二代基因测序技术在中国开始应用,实现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大量的基因检测,检测成本也随之下降。
凡凡再次受邀来医院,参加先天性肌营养不良转化医学研讨会。当时他已经出现了严重呼吸功能不全,还不能适应无创呼吸机来辅助呼吸。
来自美国的专家对凡凡的病情进行了详细评估和综合指导。随后,熊晖医生与北大医学部医学遗传学系宋书娟博士,终于发现凡凡LAMA2基因存在复合杂合致病性变异,结合肌活检组织免疫组化染色提示merison蛋白缺乏,确诊为LAMA2-CMD。而这是寻找“未来”治疗方案,最重要的依据。
能得到清晰的诊断结果,凡凡已算幸运。被长时间误诊的罕见病患者并不少见。
罕见病的确诊与治疗是世界性的难题。一项英国调查显示,20%的患者需要五年才能等到最后的诊断结果;12%的患者等待最终诊断结果超过十年;25%的患者因为疾病去医院,22%的病人在最后的诊断前问诊了六个或更多的医生。
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员丁洁介绍,遇到过误诊期最长的患者有30多年,在此期间,患医院,耗费精力、财力,有些本应该吃药就可以治好的病,结果却做了手术;有些误诊后用错药,有些药物还有很强的*副作用。
“小病”也成难题
在成长过程,一家人担心的,不仅是凡凡之病没有药物可以治疗,还有发生常见病后,医院可去的治疗窘境。
凡凡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身体免疫力一直不错,上小学期间很少感冒,发烧的次数不多,偶尔需要看医生的时候,医院没有医生了解凡凡的病况,看着凡凡皮包骨的身体和过轻的体重,都说无法治疗,建议转院。
“医院拒收后,凡凡几次发热后的输液治疗都是在一些私人小诊所完成的,医院敢收。”凡凡父亲说。
18年过去,日常看病对凡凡而言,依然是个难题。年9月,彼时正读高三的凡凡,学习到凌晨1点多,父亲准备抱他回床上休息时,不小心别到胳膊,发生骨折。医院,医生看了凡凡的情况还是建议转院。
凡凡的父亲也能理解医生的难处,“如果是普通的病人,此时需要打入钢钉帮助骨骼愈合。但凡凡的骨骼太细,根本无法承受钢钉。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,凡凡的情况这么特殊,治疗都是有风险的。”
最后凡凡的父亲找到相熟的医生朋友,医院。几经商量,选择保守治疗,在网上买了一些特殊的夹具来固定骨骼恢复。凡凡因为这一次意外,胳膊的活动范围又减少近30度。
更迫切的问题是,由于肌肉无力支撑,凡凡的脊柱已经呈C型侧弯,由此引发多系统功能障碍,包括呼吸功能不全及肺部感染等。
图/李淳德医生在为神经肌肉病的脊柱畸形患儿问诊摄/辛颖
凡凡的病历第一次被转到医院骨科是在年,医院神经肌肉病多学科诊疗(MDT)团队成立两年。此时凡凡的脊柱明显侧弯已有六年,医院的骨科诊室。
为凡凡会诊的结果认为有必要先做脊柱矫形手术,减缓对其他脏器的压力。但凡凡的体重实在太低,严重营养不良。不仅承受不了麻醉,术后的伤口缝合也困难,手术难以实现。
医院骨科主任李淳德,最早接触到和凡凡类似的神经肌肉病脊柱侧弯儿童,是年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脊柱中心研修时,每周二都要跟医院出诊,一进入大厅,有时就有几台电动轮椅在穿梭游玩,操作者都是“瘦小的身体顶着大大的脑袋,就像霍金似的。当时每个月都有一两台为这类罕见病儿童进行的矫形手术。”李淳德说。
医院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,一方面,医生对这种疾病没有太多